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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”——极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
发布时间:2018-4-22  阅读次数:948  字体大小: 【】 【】【

  

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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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西方社会面临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战,即资本主义陷入债务危机、“民主制度”遭受质疑、个人主义思想被冲击。西方民众的愤怒概括起来讲,源于现在西方社会经济衰落、生活下降,议会不灵、政府无能,人口失衡、白人失势,信仰危机、上帝死了的现实。西方政治家们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,试图改变一些政策,但都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治本之策。反观中国,我们坚信,道路会越走越宽,越走同行者越多。

本文的题目引自英国前首相托尼·布莱尔在《纽约时报》网站上的一篇文章。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精英目前的困惑心理。他说:

【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。愤怒会提供必要的动力,但只有战略能带来胜利。】

精英把民众的愤怒称为“民粹主义”重要的是要知道民众为什么愤怒?新战略有个大概的轮廓了吗?我们不妨先从愤怒谈起。

一、西方百姓怒从何来

100多年来,西方一直是很傲慢的。他们的历史观是“西方中心论”。他们的心态是“我们很富有,我们很高尚”。他们坚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领导下,世界最后会被他们的信仰普世化。与此同时,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也会普世化。他们坚信这是上帝给他们指出的一条救赎之路,不容置疑。

“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”——极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

1989年后,东欧剧变、苏联瓦解,他们更是兴高采烈、信心满满,认为“历史终结了”。可是经过了仅仅27年,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与他们想象的大相径庭。转眼间,“政治正确”变得不正确了,炫目的精英变得讨厌了,推广民主却带来国内外的混乱。而他们十分看不起的、就等着崩溃的中国却飞速发展了起来。所以他们觉得当今世界是“陌生的世界”“失序的世界”“令人生畏的世界”。更令精英阶层头疼的是国内气势汹汹、怒气冲冲的老百姓。精英们称他们的怒气是“民粹主义”,是当前乱象的祸根。但政客再想拿惯用的竞选语言来哄哄选民已办不到了,而“不入流”的特朗普却硬是凭借民众爱听的粗口大实话吸引群众,乘势当上了总统。西方确实遇到了几百年未遇之大变局,面临经济危机、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。自古以来老百姓愤怒都是天大的事,一定会推动变革。概括起来,西方百姓的愤怒大致由于以下四个原因。

1.  经济衰落——生活下降

英国《卫报》网站2017年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说:

【领袖们绞尽脑汁试图弄清为什么大批选民如此愤怒,答案其实很简单,是经济失败的结果。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显示,40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崩溃。】

“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”——极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

这种治理体系把职场的力量平衡向资方倾斜,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,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。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结果是:

【对全球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处罚,而无辜者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紧缩的痛苦。】

有的人失去了终身的积蓄,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贷被赶出家门。这就是促成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的真正原因。1%与99%之间尖锐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潮和选举运动中来。

关于贫富悬殊有许多统计数字,《卫报》报道:

【1961年到1969年,美国底层90%的人口收入占收入增长的67%。而到了2001年至2007年,国民收入每增加一美元,底层90%的人口只得到两美分,其余98美分都被最富的10%的人口收入囊中。】

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,美国经济的三大特点是金融化、虚拟化和全球化,大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,而包括白领在内的普通百姓的工资停滞,生活下降。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体会更深,原来的小康生活没有了,许多人失业等待救济。他们的愤怒成了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2.  议会不灵——政府无能

在当前的体制下,老百姓有了难,眼睛当然要盯着议会和政府,然而,他们看到的议会只是在无休无止地争吵,而政府则被捆住手脚,渴望的事情很难办成,有时还要关门。这样的状况怎不叫人愤怒?

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日本《金融财政商贸》2017年3月27日一期援引学者依藤贯的话说:

【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。】

克林顿政府在鲁宾、萨默斯等人的领导下,“对华尔街金融家的要求照单全收”。

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,他们的争吵听起来义正词严,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的争夺。老百姓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吗?金权操纵、党派恶斗、否决政治、迁就眼前,已成了这种民主的代名词。难怪“历史终结论”的提出者弗朗西斯·福山在2017年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:

【我的确认为,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,两极分化、瘫痪、由特殊利益主导。】

福山一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最好的,然而,最好的体制却难办事,这是他无法回答的一个悖论。他对记者说:

【美国在依法治国问题上做得完全过火了。比如要在加利福尼亚修建一条公路,那么理论上讲,4000多万公民对此都拥有否决权。那可能最快需要15年时间才能动工。】

这种听起来很美、说起来很高尚的民主,老百姓受得了吗?

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“普世化”,或动刀动枪,或颜色革命,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,难民如潮。

3.  人口失衡——白人失势

美国是移民国家,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。三个世纪以来,盎格罗—新教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。但是,这种中心地位随着新移民及其子孙的繁衍,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,引起了白人学者的极大忧虑。塞缪尔·亨廷顿2004年为此写了《我们是谁》的专著,着重研讨人口结构失衡后美国的走向,如果美国的白人不占优势,“我们”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呢?

13年过去了,人口结构越来越将白人挤到边上去。1965年美国修改了移民法,在此之前,80%的移民来自欧洲,但1965年之后,80%的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。1960年,美国人口比例是:白人85%,黑人10%,拉美裔2.6%。但到了2017年,白人60%,黑人13%,拉美裔18%(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则为20%)。

最近7年里,美国新生儿超过半数都不是白人,预计到2024年,20岁以下人口的一半都非白人。这次美国大选,60%的白人投特朗普的票,反映的是白人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和歧视。

还有一个新现象,到本世纪20年代,美国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,他们的收入比白人低,但他们今后“将供养过着退休生活的富裕的白人老年群体”,他们之间能否心平气和则是一个未知数。

在“锈带”生产线上被迫下岗的白人蓝领工人,明显有一种失势和屈辱感,但在人口比例已有了重大改变的今天,他们只能在反移民、反全球化的游行队伍中去体会一下白人团体当年的威风。

4.  信仰危机——上帝死了

美国是欧洲的衍生物,但独立后一直想保持自己的特性。托马斯·杰斐逊总结提炼了“美国信念”(American Creed),即17、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—新教文化的产物,其中重要因素包括:基督教、英语、宗教使命、英式法治理念、统治者的契约精神、个人主义、工作道德、相信人的能力、有义务创建尘世天堂即“山巅之国”等。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。用亨廷顿的话来说,这些“成为他们自由、团结、实力、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”。因此,19世纪到访美国的欧洲政治家都恰如其分地称美国是“一个基督教国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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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,今天的美国已远离了当年的“美国信念”,这不但反映在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了,而且,更可怕的是先民的子孙们早已不把这种“信念”(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爱、勤俭与向善)当回事了,华尔街代替梵蒂冈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圣地。他们信仰的是“商品拜物教”,一夜暴富是他们祈盼的新的“显灵”。

特朗普的重要顾问之一史蒂夫·班农2014年在一次演讲中说:

【我相信自苏联倒塌之后的几年,我们走得有点脱轨了。我强烈相信,这是一场我们教会的危机,我们的信仰的危机,西方的危机,资本主义的危机。】

他还说:

【我相信世界,特别是犹太—基督教的西方,正处于危机之中……这既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,本质上更是我们所信仰的犹太—基督教西方的基础的危机。】

“山巅之国”本应该是人们仰望的榜样,是人们的精神可以向往的地方。然而,以“我们富有,我们高尚”自豪的西方人,除了极少数大富翁外,现在都变得不那么富有或变穷了,也不高尚了,变得赤裸裸地利润第一、唯利是图了。这样的“人间天国”如何维持下去呢?今天连教皇也在批判资本主义,讲得很深刻,很动情,但他能改变西方的现实吗?尼采早就说“上帝死了”。上帝本来就没有,但人们内心期盼有一个凌驾于人间之上的“最高正义”,如果连这一点精神安慰也被金钱粗暴地凌辱了,心将何以安放?灵魂将何以安稳?所以布莱尔说当前的西方危机既“在经济的意义上发生,也在文化的意义上发生”。

二、新领导人难以应对三大挑战

综上所述,现在西方不管谁上台,都得应对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三大挑战。特朗普说要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,“用美国人,买美国货”。马克龙在当选前夕的访谈中说:“我会考虑法国人的愤怒”,自比“‘冲破制度’的圣女贞德”,准备走不左不右的路线。他们都赢得了掌声,但前面的三大挑战十分严峻,从目前的言行看,他们在试图改变一些政策,但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治本之策。

1.  资本主义已陷入后期危机

“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”——极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

近期西方经济似乎有复苏的迹象,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正在或已经进入“停滞时代”。资本主义社会的命门是资本要赢利,如果赢利较大,分配相对合理,那么社会就会呈现令发展中国家羡慕的景象。要命的是,现在在马克思所说的“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”规律的支配下,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赢利微薄,甚至亏本,而已经构建起的福利制度在西方议会民主的推动下,已经不堪重负,许多国家只得借债度日。

德国《商报》2017年4月13日文章介绍了“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”的理论,作者写道:

【“在《资本论》第三卷中,马克思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推导出一种对《资本论》全集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——‘利润率趋于下降’的规律:鉴于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得到提高,同时降低了仅仅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的相对重要性,因此也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。再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,不断压低报价,以便能经受市场的考验。因此,马克思写道,资本收益的下降虽然能暂时停止,但据他估计,随时会达到因为创业者可期待的回报率太低而不再投资的某个点。结果是:最终将所有经济领域推向危机的投资大罢工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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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,美国搞金融化、产业空心化,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和工人失业。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,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。2008年危机后,为了救急,各国都是以“量化宽松”的名义大印钞票,结果政府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,已由危机的拯救者,变成新的危机的制造者。专家学者们认为,仅仅政府累积的债务,就足以单独引发一场巨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。

先看看全球的情况。国际金融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,2016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债务高达217万亿美元,占GDP的325%。进入21世纪以来,债务一直在快速上升,却并未带来经济的较快增长。这意味着债务越来越重,而偿还能力越来越弱。

再看看美国的情况。美国的公共债务2006年为8.68万亿美元,2016年为19.97万亿美元,占GDP的106%。政府借的钱是机器印出来的,不是根据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产出“生产”出来的,所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斥之为“从直升机上撒钱”。

专家们认为,当利率水平降低到零甚至负数时,就说明资本不赢利了,货币供应就无效了。现在美联储要加息,并不是经济复苏,而是钞票的游戏已经走到尽头了,再滥发下去,水就要溢出堤坝。如果有新危机发生,再印更多的钞票也没有用了。

特朗普上台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。他现在正在赌一把:大幅减税,尽量降低政府开支,让企业兴旺起来。他的如意算盘是,一旦经济好了,偿债能力就强了,债务负担就会减轻。可是,如果减了税,政府收入下降,开支却降不下来,而企业赢利能力没有上升,怎么办?这就是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新领导人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前景很不乐观。

对于人们担心的“停滞时代”和新的危机会带来什么后果,有些经济学家坦言“不敢想”。也许那时不得不学冰岛,银行统统倒闭,存款和证券泡汤,一切归零,金融家也得穿起工装裤去干活。冰岛只有30多万人口,有10万人要移民。冰岛是幸运的,生存下来了,要是发生在别处,会不会引发一场动乱席卷大地呢?

2.  “民主制度”容得下强人领导?

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所谓“反民主”的潮流,准确地说,在西方精英吵吵嚷嚷“推广民主”几十年后,老百姓终于看清了这种“民主”到底是什么。老百姓是实实在在的,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社会安定、政界清明和生活改善,这种民主又有何用处?社会乱了,老百姓反而欢迎一些强人来展示雷厉风行的能力,为老百姓真正办成几件好事,这比口吐莲花的演讲和高尚的口号实用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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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朗普正是以强人的形象上台的。他说:

【我不是普京的朋友,但我尊重他。因为他是一位强人……比我们的(奥巴马总统)强得多。】

他一进白宫就拿起笔来签署了一些法令,例如TPP协议说废就废,雷厉风行。5月10日,特朗普突然解除了联邦调查局(FBI)局长科米的职务。有媒体分析,是因为科米没有处理好希拉里“邮件门”事件。像这样明目张胆挑战制度的报复行为,实属罕见。

特朗普的“胡作非为”令建制派十分担心,他们认为他是一只老虎,要么关在制度的笼子里,要么把笼子冲坏。经过100多天的观察,大家似乎放心了一点,说他正在被“驯服”,但他的特点是随意、不可知和凭直感行事,这样的领导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,大家都在观察。这也引起人们思考:现有精英极力维护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良,甚至打破吗?不过,倘真地打破了,又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?强人会不会变成希特勒呢?这些都是未知数。

3.  “让思想冲破牢笼”更难

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,而它又被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等美好的词汇和宗教外衣包裹着。这种个人主义驱动人们去追逐利润,几百年里创造了人间巨量的财富,却也带来了无法弥合的贫富差距。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社会问题都由此而来。社会越不平等,希望冲破个人主义的思想牢笼,创建真正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新社会的人就越来越多。

近年来的选举中,美国的桑德斯,法国的娜塔利·阿尔托等都大力宣扬社会主义。值得注意的是,阿尔托成功地拿到了法国的500张市长支持票,成为今年竞选法国总统的11名候选人之一,颇不平常。她公开说:

【我参选不是为了当总统,而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!……总统大选是一种被操纵的游戏,选举不会改变法国人民被剥削的事实,也不会改变被金钱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。我们想做的是推翻它。】

按“政治正确”的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些言论真是太出格了,但她毕竟还是成了总统候选人之一,说明她身后确有一股不容忽视的人心的力量在支持她、推动她。社会越糟,这股力量就会越大。

她的竞选主张:禁止企业解雇工人、把最低月工资从1150欧元提高到1800欧元、把大企业国有化……,在现有体制下断难实行。她的出现说明了西方的焦虑:不改不行,但改成什么样,怎样改?大家不清楚。所以才有“制定战略则很难”的感慨。

“愤怒很容易,制定战略却很难”——极其黯淡的前程才是西方最大的困惑

马克思说:

【生产的不断变革,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,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,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。”——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1卷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275页】

他还指出,在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之间,有漫长的过渡阶段,现在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。这是要许多代人才能走完的路。如何走好,现在很难回答。

在这个阶段,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:如何既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,同时又使大家和衷共济、互为一体?可以相信,用合作共赢的思想来代替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,一定是历史必由之路。当然,具体怎么走,还得走起来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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